上午十點蔣凡醒了。看到郝夢人和行李都不在,慌忙找到老板打聽,得知她深夜已經離開。

手里捏著郝夢留下的紙條,他心里疑惑,不能成為伴侶也可以做朋友啊,為什么一定要不辭而別

還強調不到萬不得已,別打這個電話

蔣凡心里十分不解。

拿上行李走出旅店,蔣凡轉身戀戀不舍地看了一眼生命里第一次與異性同床共枕的地方,暗自道：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,哈婆娘,祝你一生幸福、快樂。

從社港村到蔣凡要去的長安鎮上沙村只有十來公里的路程,沿途道路兩旁都是拔地而起的各種工廠。

按照李酒罐給予的信封地址,蔣凡坐著中巴兜兜轉轉終于到了上沙村吉隆玩具廠,正巧趕上工廠中午下班的時間。

吉隆玩具廠位于大道邊上,下班時間數以萬計的人從廠里走出來,其中大多以女孩居多。

那時,流行稱呼：打工仔、打工妹,這是八九十年代,改革開放前沿城市獨有的風景線

廠門口匯集著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,除了吉隆廠的人外,多數都是居無定所的人,其中免不了會有居心不良之徒,他們來這里要么是為了釣妹獵艷,或許做些偷雞摸狗的事情。

小販的叫賣聲,朝氣蓬勃的歡笑聲,嘰嘰喳喳不絕于耳的聊天聲,混雜在一起,共同編織成一首漂泊的交響曲。

空氣中彌漫著湯河粉、炒米粉、燒臘、烤紅薯、肉夾饃等不同的餐食味道,夾雜著花露水、汗臭味,這些氣味混雜在一起,呈現出東莞的繁華。

人群里的面孔各異,有的滿面笑容,有的眉頭緊皺,有的眼神堅定,有的神情茫然,這樣的場景看似豐富多彩的生活,卻詮釋著漂泊難以表的辛酸。

蔣凡找到幾位胸前掛有吉隆廠牌面目和善的女孩,問他們認不認識自己的師兄李海勇。

這些女孩要么搖頭,要么就是帶有防備之心置之不理。

只有一位眼睛大大的、笑起來臉上還帶有酒窩,性格特別活潑的女孩,熱心提醒他道：我們廠有兩萬多人,光靠一個姓名,不知道具體屬于哪個部門,很難找到人,你最好還是問清他工作的部門。

工廠午休時間就一個小時,時間很快就到了,先前大聲叫賣的小販已經收攤,廠門口只剩下居無定所還在四處尋找工作的盲流。

在東莞只認識郝夢,她已經說了萬不得已不要打擾。

蔣凡在廠大門邊上找到一塊相對平坦的石頭坐了下來,等著工廠下午六點下班,他再繼續打聽。

解開上衣口袋的紐扣,準備抽支煙解解悶,掏出煙包的時候,和煙包放在一起的50元大鈔飛落到了地上。

除了每年交學費,其它時間蔣凡可能摸到五十、一百這樣大鈔的時間屈指可數,平時身上幾乎就沒揣過這么大的票子。

他撿起地上的大鈔,用手指彈了一下鈔票上的塵土,望著虎門方向埋怨道：哈婆娘,又不準我聯系,為何還要做些讓我惦記的事情呢

埋怨完,他把大鈔連同褲兜里坐車剩下的九元疊放在一起,小心翼翼揣進上衣口袋里,也系上了紐扣以防丟失。

蔣凡其實并沒見過這個師兄,也不知長得什么樣子,多高的個子,只知道他是李酒罐在滄州家鄉時收的一個徒弟。

到了下午下班,蔣凡還是沒有打聽到師兄的消息。

得知吉隆廠晚上會加班到十一點半,于是他趁著這段間隔時間,開始尋找晚上住宿的棲息地。

身上雖然多出五十元,但他舍不得去開5塊、10塊一晚的旅店。

從郝夢口中得知,東莞各個村都會查暫住證,那些查證的治安聯防隊像土匪一樣蠻不講理,蔣凡到處溜達著,想著能找個治安隊容易忽視的地方過夜。